在底層遊牧：現代美國夢下的無依人生
幾週前，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在疫情籠罩之下舉行。身為固定關注各大獎季的人，即便一路看著奧斯卡的種族多元性從2015、2016年的「全白片單」神速進展到2020大獲成功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對於華人導演趙婷及其作品《遊牧人生》可以一舉把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拿下，以首位獲獎的華人女性導演之姿開創奧斯卡新局，心裡依然相當驚喜，畢竟在五年前我還認為這至少得等個20年吧！
然而，在驚喜之餘，這件事其實也有許多令人感到矛盾哀傷之處，畢竟華人女性在美國菁英社群裡展露頭角的同時，不免使人忘卻疫情之下美國人民對亞裔人士與日俱增的憎惡與仇恨。此般矛盾的現象某種程度上可與《遊牧人生》的主軸相對應：美國夢下，翻身成功的案例氾濫到我們以為是常態，而底層勞工的困境往往無人知曉，其深陷的經濟黑洞在所謂美國精神下往往被視為不夠努力的報應。這一層思考讓我很快連結到前些時日閱讀到的《我在底層的生活》，記者芭芭拉艾倫瑞克以辛辣字句片片剝下美國經濟榮景的表層，赤裸的紀錄泱泱大國下底層免洗勞工的困境。
《我在底層的生活》：臥底報導先驅與在職貧窮的血腥揭露
芭芭拉艾倫瑞克在開啟臥底人生之前，是個60歲的記者和專欄作家，也是不折不扣的典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背景上，她的父親在礦工一職上拼命努力，兒女因而免於複製他的階級地位（充滿著美國精神啊！）。因為一位合作媒體人的提議（與半脅迫），芭芭拉在年過半百之時決定回到與自己父親相似的階級位置，去體驗美國底層勞工的生活。
芭芭拉先是切斷與多數親友的聯絡、並放下除了自己的汽車和1000美元以外的所有資產，接著去求職、尋覓住處、再找兼差，試圖去體驗一個美國人突逢變故破產、失業所將面臨的困境。她走的每一步看上去都相當普通，然而實際執行上卻都舉步維艱：沒錯，報紙上登滿了時薪七八美元的勞力工作，但刊登與實質開缺完全不能畫上等號，這類工作的流動率很高，多數企業都隨處刊登徵人廣吿，你必須到處卡位、等人「做不下去」，等到工作以後，薪水也往往跟原本說好的不同；沒錯，如果假日再兼個差，你是可能租得起一個不怎麼樣的套房，問題是你往往必須工作數週才有第一份薪水，在那之前你只能花更多錢住汽車旅館，遇上旅遊旺季的話，恐怕天天要少一餐；沒錯，許多食材都不貴，搪塞一下自己的胃也並不是那麼難，但你要是租不起有冰箱和公共廚房的地方，恐怕只能天天速食。
閱讀過程中，讀者不難發現芭芭拉實在是個學習能力極好、韌性極強的人，對於清潔、照護、服務生等工作上手極快之外，還能幫助體力不支的懷孕女孩、語言不通的捷克移民等更弱勢的人。然而正是因為能力超乎常人的好，芭芭拉對於此類工作對尊嚴的剝削格外難以忍受，她從未被開除，卻曾經在第一份工作上憤怒大罵上司並自行辭職。在她筆下，美國大企業文化醜態畢露，諸如教授員工的、令人羞恥不已的「團結口號」、以「用工作撐下去」等荒謬理由合理化剝削員工福利的行為，你會以為員工會對上司敢怒不敢言，但這竟只有部分正確：在芭芭拉遇上的同伴中，有無數人都以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晉升上司，來撐過黯淡無光的勞工生活。
芭芭拉進行底層臥底的時間（1998–1999），距離雷根執政時期已過了十年，但是新保守主義下大砍社福支出的政策依然影響著十年後的底層勞工。先別提當時柯林頓幕僚的社福政策如何在共和黨杯葛下綁手綁腳，柯林頓所推行的政策走向對許多勞工而言甚至是有弊無利。柯林頓的施政首重降低失業率，許多弱勢群體（單親母親、非裔及拉丁裔等）的失業率也的確顯著下降，但漂亮的的數據底下，許多底層勞工只是因為覓得一份極低薪的工作而被踢出社福制度。芭芭拉曾在走投無路時致電食物銀行試圖獲取幫助，卻只得到一句「你不是有工作嗎？」的質疑，社會對於在職貧窮的不能理解可見一斑。
而在字裡行間，芭芭拉還會隨時提醒你：她不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她有車可以橫越許多鳥不生蛋的地方找工作，且沒有年幼子女或年長父母要照顧撫育。她在自己所接觸的底層勞工中顯得相當幸運，然而她所記錄的生活已是許多美國中上階級人士所不能想像的。
《遊牧人生》：是四海為家還是無家可歸？
芭芭拉的精力再怎麼撼動人心，畢竟是上個世紀的事了。那十年後呢？美國是否發展出了更完善的社福制度？
答案恐怕是沒有。或者可以說，就算有些杯水車薪的進展，也被金融海嘯沖洗吞噬了。
金融海嘯對底層勞工的生態與組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第一，求職的人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來歷，其中不乏原先工作穩定的上班族、高知識份子，一夕間在中老年時期失去前段人生的積累；第二，勞力的供給也因經濟蕭條而萎縮，全職的供給大幅減少，大企業更傾向雇用短期的勞工。於是，許多存款不斷減少、求職又遇瓶頸的中老年人選擇變賣房車，買輛露營車四處游牧，尋覓季節性的工作。
在觀看一部亞馬遜勞工紀錄片後，潔西卡布魯德成為了這一回以記者身份走入群體的紀錄者。與芭芭拉不同的是，她並不以臥底實驗為目標，因此也不期待以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概括受金融海嘯波及的游牧者數年來的心境。她跟著游牧者履行，記錄他們的日常，並從中瞭解遊牧人生帶給這些人的一種無比豁達、自由或甚至反叛的人生觀。在游牧者之中，有些人以組織物資交換集會、凝聚露營車社群作為一種對抗資本主義的反動，有些人則看淡生死、罹癌卻不願就醫，寧願葬身於大自然之中。潔西卡的文字不如芭芭拉辛辣而具批判性，字句間甚至常流露對於遊牧者的欣賞與頌讚，彷彿她紀錄的是一種新的價值觀、一種新生活的可能性。
即便遊牧人生的文字氛圍較我在底層的生活柔和溫婉許多，其所記錄的故事仍暗示著我們資本主義社會的極限，甚至是美國夢的崩解。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曾在其著作《21世紀的21堂課》提到：「在20世紀初，人類有三條路可以走，分別是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二戰後，我們剩下兩條；冷戰結束後，我們剩下一條。」此番話總結了過去一世紀的時局發展，也暗示了人類社會受限的未來。配合遊牧人生的內容，當資本主義不能滿足所有人或甚至是多數人，人類社會如何闢建新的一條路？更精準的說，如果資本主義之益對於人類社會實屬必要，而資本主義之惡又有革新之需，我們該如何找尋中庸與平衡之路？
「我們路上見」：在生機貧脊之處，尋獲藝術電影的價值
跳開前述兩本稍微嚴肅的書籍，讓我們回到多數人較熟知的《遊牧人生》電影版。觀影之前，我其實預期這不會是一部所謂「好看」的電影，畢竟它的劇情應該不甚豐富，看來也沒有一般公路電影的血氣方剛，其所訴說的議題對於許多觀眾又是較為冷門不易共感的。不過，實際觀影之後，雖然這部片仍是不折不扣的藝術片，但是劇情主軸的設置之成功，使得這部電影真的完全不枯燥乏味！
電影的主人翁芬恩原先住在內華達的帝國小鎮，在當地的礦產公司工作。這個小鎮是所謂的 “company town”，意指純粹因為公司設立而聚集形成的城鎮，因此鎮上的居民多是熟識的同事。金融海嘯後，礦產公司破產倒閉，居民大量遷出，芬恩的丈夫也在此時過世。眼見原來緊密連結的家鄉不復存在，芬恩為了謀生四處打零工，並因此結識了一位介紹她到「露營車公園」的朋友。芬恩在露營車公園建立了互助的人脈網路，並學習在逼仄的環境求生存。說到這，其實上述描述遊牧者生活的篇幅只是點到為止，遊牧人生的成功之處，就是把故事重心拉到一個更高層次 — — 回家。
電影中的芬恩在經歷經濟困境以外，其實心中對於丈夫逝世的悲愴以及對於「家」的無所適從才是貫穿電影的主題。在露營車生活時，儘管空間極為狹窄，芬恩仍堅持帶上自己與丈夫從前使用的一組高級餐盤。遊牧的過程中，芬恩還曾遇上情投意合的男子。男子因孫子出生而選擇重返家庭時，曾邀請芬恩與他同住，但即便男子的家庭對芬恩相當歡迎，芬恩仍堅持繼續遊牧生活。在自己的露營車壞掉時，即便修復的費用超過再購置一台的價格，芬恩仍堅持保留舊的露營車，因為這臺車已是她心中安身立命的家。
芬恩以露營車為家，但喪夫之痛又使她孤獨不已，表面上對遊牧生活的堅持對應的其實是心中的無所依靠。在一次與露營車公園夥伴談心的過程中，夥伴娓娓道出自己兒子逝世的傷痛過往，並緩緩帶出《遊牧人生》最深刻的意涵：對他而言，遊牧生活之所以能超越貧窮所使的不得不然，成為一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是因為這樣無邊無際的生活場域，使得生死的界線也模糊了。遊牧的人們從不說再見，只說「我們路上見」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是因為遊牧的生活充滿機緣與偶然，遊牧的人們分分合合，也習於再次於天涯海角與夥伴重逢。對芬恩的夥伴來說，這樣的生活型態使他能夠自在，因為他能夠相信自己的兒子身在路途的前方，總有一天會與他再次相遇。
除了劇情主軸拿捏得當，遊牧人生的攝影也在人物與背景的比例調配得相當精準，使電影的氛圍不會如一般公路電影豪邁、壯闊而欠缺細緻，也不會像典型紀錄片一樣完全聚焦於人物而忽略攝影美學。配樂與運鏡帶動情緒而不矯情，憑此片三度獲得奧斯卡影后的法蘭西斯麥朵曼更又一次地塑造了非典型的女性角色形象。就拍攝手法而言，此片著實為公路電影、藝術電影和紀實電影提供了嶄新的敘事模式。
總結而言，觀看上述的二書一電影皆是精彩的旅程，除了視野與觀點不斷拓展與成長，在接觸與理解底層遊牧族群時，對於個人生命、人類社會更能有極為深切的反思。其中對於遊牧生活、底層血淚的一字一句、一景一物，我想也是對於疫情之下靈魂漸趨麻痺的我們極為合適的滋潤。
